在“多元与范式：中国大学史方法体系与理论建构”
研讨会上的致辞
教育部高校档案学专业教指委副主任 张昌山
尊敬的邬校长、廖校长、汤馆长，尊敬的各位嘉宾、各位专家学者、各位同道：
感谢会议的盛情邀请。祝贺研讨会隆重召开。欢迎各位同道齐聚春城昆明，来到百年学府云南大学谈学论道。
在教育部《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》发布40周年之际，选择这个时机，以这个主题举办学术研讨会，意义重大，必将在大学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写下浓墨重彩、光辉灿烂的一页。我们躬逢其盛，成为参与者与见证者，幸甚至哉，与有荣焉。
过去的40多年，是中国高等教育从恢复到步入正道并快速发展的时期。大学史研究与书写，用自己特有的方式，以溯源与积淀、反思与展望、寻道与创新、自觉与自信的力量，培育大学文化内涵与精神气质，参与大学建设，促进大学发展，功莫大焉。
40年的大学史研究，也参与到社会的文化与学术洪流中，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。许多的大学、大学校长和大师，许多的大学故事、大学文化和大学历史，成为社会关注和言说的内容。“西南联大热”、“陈寅恪热”热度不减，梅贻琦校长的“大师”论、大学“迁徙”等被人们津津乐道，经久不衰。多种有关大学历史与文化的著述，持续热销。言说大学成为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。
40年的大学史研究及其成果，培育了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。大学师生校友通过读校史，“泡”大学文化，认知母校，认同母校，深爱母校，心归母校；染上了自己大学的颜色，打上了自己大学的烙印，“泡”出了自己大学的味道，并与母校相伴一生。师生校友是学科专业培养的，也是校史文化哺育的，这是校史专家们的荣耀。
40年，大学史研究也在不断进步。从讲述大学故事、积淀大学历史知识，到集合成大学史的学问、自觉构建大学史学科，再到追求学术原创、实现学说之大成，似乎是沿着“知识”“学问”“学说”理路，实现学术史上的一次次飞跃。我们既看到层出不穷的讲述大学故事的书籍，也看到一部部专史和通史性的校史图书，有时也会读到立足大学历史的立说专论著作。在其繁荣的背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的原创及其立说的空间与可能。大学史大有可为。
40年大学史研究的成就，档案文献功不可没。“档案与历史”这个话题很古老，学术内涵丰富。而大学的“校档与校史”却很现实。信史离不开档案，真相往往藏在档案深处，没有档案难写校史。我自己做的零星的校史研究和大学文化建设，无论是在云南大学还是西南林业大学，大多以档案文献为依据。没有档案是不便说话的。好在每个大学都有数量不等的档案文献。一般情况下，档案部门与校史机构是连在一起的，是“一体两翼”的关系。这是极为有利的研究和书写条件。作为档案部门，在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，也要看到传统档案与档案工作自身存在的局限，比如，档案总是不完整的，时间越久越不完整，虽然老档案只言片语都很珍贵。档案亦非“全记录”，许多的时空和人事，档案都缺席。在大数据时代应有“大档案”观念，故而，不仅要进一步完善“归档”制度，也要积极开展“建档”工作，学校还要有健全的“收藏”制度，让档案等文献信息资料尽量“完整”，努力做到不“缺席”，为大学“全史”书写准备更好的史料条件。大学的档案与档案工作，既要重“共性”，也要彰显自己的特色，我到访过不少大学都很重视其特色建设。各大学的校史也要有一定的个性特征。在西南林业大学，我们建立了“大自然影像档案馆”，为大自然建档，就是希望弥补过去不太重视“自然档案”的缺憾，也希望体现我们林业大学的一些特色和优势。学校正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，假以时日，必定硕果累累。
云南大学著名校长、大数学家熊庆来先生曾说：“文化是人类不能完工的一个建筑物，我们至少也得做一个搬运材料的小工。”他又说“学术是人类不能完工的一座宝塔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上一些砖石。”我们正在大学史建筑工地辛勤而又愉快地搬运砖石。作为大学史这座雄伟壮丽的学术大厦的建设者，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念：历史已经过去，但它不会消失，而是在沉淀；历史会以真相、底色和智慧的姿态，与时代同行，走向永远的未来。
谢谢各位。
2024年5月10日于云南大学